深远影响

（一）

经过战略决战中的三大战役，以及决战同时期里的其他战役，解放军的总兵力由决战前的二百八十万扩大为四百万，其中野战军由决战前的一百四十九万扩大到二百十五万。而且由于大量缴获，装备进一步改善，炮兵更为强大，还组建了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并开始着手筹建海军、空军。

为适应新的战争形势，解放军遵照中央军委于1948年11月1日和1949年1月15日两次发布的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和部队番号的训令，进行了全军规模的整编。经过整编，解放军进一步加强了正规化建设。使解放军在数量、士气、装备、战斗力各方面都强于国民党军。

至1949年1月，解放区已包括东北全部、华北绝大部分、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总面积达二百六十一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27%，人口约两亿，占全国人口的42%。县以上城市七百七十六座，其中包括长春、沈阳、北平、天津、济南、徐州、郑州、开封等大中城市，解放区的工农商业发展迅速，拥有足够的人力物力支援战争。

在决战中的三大战役里，国民党军共损失了正规军两个剿总总部、一个剿总前进指挥部、十二个兵团、四十六个军、一百四十个师，加上其他部队的损失，共一百七十三个师，一百五十四万人。连同决战期间其他战役中的损失，高达二百三十万余人，占决战开始时国民党总兵力的63%。决战之后，国民党军总兵力经过补充才二百零四万人，其中作战部队仅一百四十六万人，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和漫长战线上。被称为蒋介石嫡系部队中最精锐的“五大主力”中所剩下的新1军、新6军、第5军、第18军，都在决战中被消灭了。国民党军原先五大主力集团中最强大的东北、徐州、华北三大集团，几乎被全歼。所剩下的华中、西安两集团，也在解放军的打击下，实力大减，而新组建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所辖的部队不是经过解放军的打击，就是刚由新兵编成的，战斗力非常低。完全可以说，国民党军的全部精锐部队都在决战中被消灭了。国民党军在长江以北的战线已经崩溃，在长江以南也难以再组织有效的战略防御。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决战后的形势报告里指出，经过决战中的三大战役，国民党军的军事主力已被歼灭，就这一点而言，国民党政权基本上已被打倒。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将军认为，国民党军的完全失败已不可避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认为，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实际上已经崩溃。

国民党政府在军事失败的同时，财政经济也彻底崩溃。1948年10 月开始实施的最后努力——金元券自由兑换，也宣告失败，物价如脱缰野马一般暴涨，以上海为例，如以1948年8月的物价指数为标准，11月上涨11倍，12月上涨35倍，1949年1月上涨了128倍，到1949年3月，上涨达3000倍，4月更是高达8.38万倍，一日数涨的物价，使整个经济彻底崩溃，国统区的人民生活痛苦不堪，更加痛恨国民党政府，也更加积极地投身到推翻其统治的斗争中去。

政治上，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集团，乘蒋介石军事上的惨败之机，在美国支持下，加紧了逼迫蒋介石下台的活动，迫使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下野，将总统职务交给副总统李宗仁代理。尽管蒋介石被迫引退下野，但是仍做了卷土重来，东山再起的准备，在江西、福建、广东、湖南、云南、贵州、四川、陕西成立了十四个编练司令部，训练新兵，计划将国民党军扩充到三百五十万人至五百万人；将京沪警备司令部扩充为京沪杭警备司令部，由嫡系将领汤恩伯担任司令，统一指挥江苏、浙江、安徽和江西东部的部队，协同华中白崇禧集团扼守长江防线。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台湾警备司令，蒋经国为台湾国民党党部主任委员，朱绍良为福建省主席兼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王凌基为四川省主席，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为广东省主席，以加强对西南、华南的控制，重点经营台湾，以备在大陆失败时退守台湾；并派长子蒋经国到上海，将中央银行3.7亿美元的现金转移到台湾，命令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和中国银行总经理席德懋将这两个银行在美国的外汇，化整为零，存入私人帐户。作好这些准备后，蒋介石才回到自己的家乡，宁波溪口。随着蒋介石的下野，国民党政府陷入了一国三公、四分五裂的局面：蒋介石在溪口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遥控指挥他的嫡系部队；行政院院长孙科率行政院迁往广州，继续号召战争；国防部在上海；代理总统李宗仁在南京只有一个一无所有、徒有虚名的空架子。

（二）

1949年1月24日，李宗仁正式就任代总统，首先提出与中共和谈，以争取时间重整军力，确保江南半壁河山，最好是形成南北朝的格局。接着全力争取美国援助，数次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要求美国政府发表支持他的声明，并贷款五亿美元解决通货膨胀。与此同时，在军事上，加紧部署长江防线，从宜昌到上海的一千八百公里长江沿线，部署了一百十五个师共约七十余人，其中宜昌到湖口由华中白崇禧集团的四十个师约二十五万人防守，湖口至上海由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汤恩伯的七十五个师约四十五万人防守。海军投入第2舰队和江防舰队的一百二十余艘军舰，空军为第4军区的四个大队六十余架飞机，构成海陆空立体防线。

4月1日起，南京政府代表团与中共代表团在北平开始谈判。中共清楚认识到革命如不进行到底，就会象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那样失败，因此，解放军必须过江，或者和平过江，或者打过江。中央军委精心进行了渡江战役部署。由于国民党军的主力已在决战中被消灭，毛泽东认为尽管解放军还有许多仗要打，但像淮海战役那样大规模的战役可能性几乎没有了。

4月20日，南京国民党代表团拒绝在国共双方代表团达成的和平协议上签字。当晚，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

4月21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解放军向全国进军。

4月23日，解放南京。标志着蒋介石政府二十二年统治的结束。

5月3日，解放杭州。

5月16日至17日，解放武汉。

5月22日，解放南昌。

5月27日，解放上海。

7月起，各野战军开始了大进军。第三野战军一部开始向福建进军，至10月共歼灭国民党军十余万，解放了福建大陆和沿海大部分岛屿。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一部开始向中南进军，至12月共歼灭国民党军四十余万，解放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第一野战军也开始向西北进军，至次年3月共歼灭国民党军三十余万，解放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省。

11月起，第二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开始向西南进军，至次年4月消灭国民党军共九十余万，解放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等省。

就在大进军的胜利凯歌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0月1日成立。李宗仁逃往美国。蒋介石则率五十余万残兵败将逃往台湾。

（三）

在国内，决战的胜利宣告了国民党政府的最后失败已不可避免。在国际上，也宣告了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破产。早在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时，美国政府就采取了异乎寻常的举措，就是让侵华日军不立即放下武器，而是继续担任守备，直到国民党军到达为止。这种利用日军阻止中共的办法是由美国防部和国务院联合决定，并经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的。在扶蒋反共政策下，美国为国民党政府训练军事人员十五万人，使用美军飞机、军舰运送国民党军十四个军共四十一个师又八个交警总队，五十四万余人到达进攻解放区的前线，为国民党政府援助飞机934架，使其能建立起一支比较强大的空军；赠送军舰271艘，使其海军拥有了相当规模。美国国会又接连通过《向中华民国提供军事顾问与军事援助的法案》、《援华法案》等法案，并根据这些法案，为国民党政府提供的军事与经济援助高达五十九亿美元。还向国民党政府派出总数达2000人的军事顾问团，由陆军少将巴大维任团长，分为陆军、海军、空军、勤务及参谋顾问组，全面指导国民党军的军事行动。顾问团先以备忘录的形式向国民党政府的国防部长与参谋总长提出建议，再以联席会议的形式贯彻美方意图，成为参与策划指挥国民党军作战的实际决策机构。

随着战争的发展，特别是决战之后，美国认识到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已下降到无法补救的地步，解放军在军事上将取得完全胜利。其推行多年的扶蒋反共政策已告破产，只得将对华政策进行必要调整。第一，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采取既不增加也不减少的政策，1948年12月美国对专程赴美求援的宋美龄表示，美国只能付给已经承诺的四十亿美元，不能无限期支持一个无法支持的中国。对援助国民党军的武器装备，则是采取既不停运，也不催运的措施。第二，由扶植蒋介石改为扶植李宗仁、马鸿逵、马步芳等地方实力派，一方面利用李宗仁与中共和谈争取隔江而治，一方面利用这些派别的军事力量继续抵抗解放军的推进。第三，运用政治、文化等手段，在中国革命阵营内部组织亲美派。第四，将对亚洲的重点由中国转移到日本，同时加强对东南亚各国反共力量的扶植，以形成对共产党新中国的遏制与战略包围。

决战的胜利也改变了苏联对中共的态度，抗日战争胜利后，斯大林过高估计了美国卷入中国内战的可能与国民党的力量，低估了中共的力量，主张在承认蒋介石国家领袖的条件下组成国共联合政府，不赞成中共进行武装斗争。并直接致电中共中央，要求中共不要反对蒋介石，不要打内战。苏联除了1945年，在中共的武装进入东北时给予了一些便利，提供了一些缴获的日军武器弹药外，在四年的战争中未给中共任何物质援助。随着战争的发展，斯大林的态度也有了转变，1948年4月，毛泽东到达晋察冀解放区的党政军所在地，河北阜平县城南庄时曾打算访问苏联，与斯大林商谈有关战争胜利后的一些重大问题，当电询斯大林的意见时，斯大林认为战争正处在关键时刻，毛泽东不能离开指挥岗位，同时也出于路途上的安全考虑，表示如有重大问题需要协商，他将派出一位政治局委员作为全权代表来华听取中共的意见。就这样，1949年1月31日，也就是北平和平解放的当天，斯大林的全权代表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阜平县西柏坡，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会谈了整整三天。此后，斯大林还不断为中共一些重大问题提出建议与帮助。

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也是二次大战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得到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进步力量的同情与支持，而中国人民在决战中的巨大胜利，无疑也给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巨大鼓舞，增强了他们斗争的决心与胜利的信念。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德田球一在机关报《赤旗报》上发表文章，认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民主政权的建立，是日本人民走向解放的第一步。英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发表题为“别干涉中国”的社论，指出中国人民的胜利对于改变亚洲的面貌具有伟大意义，中国人民在世界民主和平的斗争中站在最前沿，英国和世界人民的使命是和他们团结一致，声明反对任何外来势力的干涉。让别干涉中国这句话传遍世界。1949年1月23日，就在中国的决战即将胜利的时候，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在罗马的八千人集会上发表演讲时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世界人民争取进步的最伟大胜利之一。

毫无疑问，国共双方战略决战的胜负，对于中国的历史，乃至世界的历史，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其影响不是十年，二十年，而是百年，甚至千年。这一战争史的奇迹，是人民创造的；这一胜利，是人民的胜利。

附表一    三大战役双方参战兵力统计

  附表二    三大战役解放军歼敌统计

  附表三    三大战役解放军主要缴获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