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经验-政治方面

(一)

随着决战的到来，要求解放军具有更高的组织性、纪律性，以保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集中、统一指挥，以及各战略区、各野战军、各军区之间的协同配合，为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1948年下半年起，一再指示各战略区和野战军，全力克服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和地方主义、游击主义现象。

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更是把加强纪律性的问题作为一个战略问题进行讨论，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并作出了《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工委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10月22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进一步指出，用最大努力克服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和地方主义、游击主义，尽一切可能将权力集中到中央和中央代表手中，使战争逐步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的形式。

解决这一问题，中共中央首先从建立严格的请示报告制度开始，早在1948年1月7日，就发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规定各野战军、各军区领导，每两月向中央作一次综合报告。3月25日，又发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规定凡各野战军和军区对于下级发出的一切有关政策及策略性质的指示及答复，下级向野战军和军区所作政策和策略性质的报告，内容重要者，须同时报告中央。8月14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各野战兵团、各后方军区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要求各部队严格执行及时、完备的报告制度。9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中进行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之检讨的指示》要求各级召集会议，进行有关请示报告制度的认真检讨。11月2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整顿全军纪律的训令》，要求各级部队都必须召集会议，检讨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问题。根据这些指示，解放军各部队在决战前后，逐级召开会议，对于存在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检讨与整顿，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到1949年初，解放军团以上单位，基本上完成了以加强纪律性和克服无纪律无组织无政府状态为主要内容的整军教育运动，并普遍建立起请示报告制度。通过这些教育，加强了中共对解放军的绝对领导和部队指挥上的高度集中统一,增进了部队之间的团结，提高了战斗力。为决战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组织方面，解放军的最高统帅部是由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五位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组成，以中共中央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为核心，军委副主席兼代理总参谋长周恩来不仅是毛泽东的主要助手，而且还负责领导解放军的后勤保障工作。（时任总参谋长的彭德怀兼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兼政委，具体负责指挥西北战场）在决战期间，由中央军委发往前线的电文，一般有三种情况：一是经毛、周、刘、朱、任五人集体讨论研究，再由毛或周起草发出；二是由毛泽东或周恩来先起草，再送刘、朱、任圈阅后发出；三是由于军情紧急，由毛泽东或周恩来起草，先发往前线，再送其他人圈阅。据不完全统计，决战期间，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文，由毛泽东起草的电文有三百余份，约占全部的88%。这说明了解放军的这个统帅部，是个既能发挥集体智慧又能体现个人作用的团结民主高效的统帅部。

为在决战中更好地实行高度集中统一指挥，特别是在有两大战略区、野战军一同参战的淮海、平津战役中，成立了战役总前委，全面统一组织战役指挥，并直接对中央军委负责。总前委的成立，在组织上为决战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在决战中一个重要特点是战局发展迅速，情况复杂多变。因此，中央军委要求前线的战役指挥，在出现紧急情况时要能在总的战役意图与方针下，因时因地因情制宜，机断处置。如在辽沈战役中，当攻克锦州后，毛泽东主张再攻锦西、葫芦岛，吸引廖耀湘兵团来援。而林彪认为锦西、葫芦岛地形不利，加上守军战斗力较强，如不能迅速解决战斗，就会陷入被动。在廖耀湘兵团并未像毛泽东所担心的退回沈阳的情况下，果断作出诱敌深入，直接围歼廖耀湘兵团打大歼灭战的决定，根据这一正确决定一举全歼了廖耀湘兵团，大大加速了战役进程。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毛泽东主张围歼徐州的邱、李兵团，但总前委考虑在第一阶段围歼黄百韬兵团时，华东野战军历时十余天，付出了较大代价，再转兵攻击徐州附近战斗力更强的邱、李兵团，既难以将其包围，更难以将其迅速歼灭，不如以中原野战军围歼远离后方、兼程赶来孤军深入的黄维兵团。毛泽东立即同意，并强调在情况紧急时，一切临机处置，不必请示。平津战役第二阶段中，不打塘沽改打天津的决策，也是前线指挥根据战场实际提出的。因此说，中央军委的决策是前线指挥指定作战计划的重要根据，而前线指挥的建议又是中央军委随时修改计划的重要补充，集中统一的指挥与机断处置相结合的高层指挥，是决战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

在决战期间，各部队发挥政治思想工作的传统，使部队始终保持着高昂的士气、胜利的信心和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精神，大大增加了部队的战斗力。

首先，进行深入的形势教育，使广大指战员进一步明确形势，了解任务，坚定信心，激发战斗意志。

其次，充分发挥战时政治工作的威力，结合战役特点与实际情况，采取多种方式，激发战斗意志，鼓舞士气。主要是在部队中普遍开展了火线立功活动、火线入党和形式灵活多样的战场鼓动。

再次，由于决战中，战局变化迅速，基层政工干部因为伤亡更换较快，迫切需要加强对基层政治工作的领导，各级政治机关改进工作作风，将工作重点放到连队中，实行就地领导，结合部队的中心任务组织工作，并普遍建立了政治工作前线指挥所。一般由团政治部负责，直接深入到主攻部队的团队，密切保持与前线指挥部的联系，了解战局的变化和指战员的思想动态，深入开展战场政治思想工作，组织指导对敌政治攻势，处理安排起义、投诚和被俘的国民党官兵。这一举措加强了对部队战时思想政治工作的时效性、战斗性。

通过战时政治思想工作，使部队在决战中，始终保持了旺盛的士气。

随着战争的发展，解放军逐渐占领了一些大中城市，中央军委考虑到在战争初期，占领一些城市之后，由于解放军许多人长期生活、战斗在农村地区，不了解城市的特点，在接受城市时，对城市资源造成了一些破坏与浪费。为此，中央军委于1948年初就要求全军实行城市政策与纪律教育，随着决战的展开，中央军委不断对城市纪律作出补充规定，对于敌党政机关、公私企业、公益事业、文化古迹、农林产业、新闻出版、宗教信仰、外国领事机关、外国侨民等诸多方面均有明确而详尽的规定，根据这些规定，解放军对攻城部队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政策教育，由于思想高度重视，教育措施得力，入城各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不仅有效保护了城市各项设施，而且大大提高了中共和解放军在人民中的威信与影响，对以后的战争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

争取和瓦解敌军，是解放军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决战期间，解放军一方面利用战争的有利形势和国民党内部的种种矛盾，开展政治宣传与政治攻势。另一方面，从国民党军队内部准备和组织起义，为此，中央军委和各级部队，专门成立了“国军工作部”，选调有经验和有条件的人员，从事此项工作。

第一，开展战场政治攻势，以瓦解国民党军的作战意志。通过阵前喊话、送宣传品、写宣传标语、送礼交友、释放俘虏等方法，争取国民党军的士兵和中下级军官放下武器，在辽沈战役中的围困长春期间，淮海战役围困杜聿明集团期间，分别有一万三千余和一万四千余国民党军官兵向解放军投诚。解放军的高级指挥人员则对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进行政治争取，如辽沈战役中，朱德以滇军旧僚的身份致信滇军将领第93军军长卢浚泉、第60军军长曾泽生，劝其率部举行起义。周恩来则以黄埔旧谊写信给困守长春的郑洞国，劝其率部投诚。淮海战役中，毛泽东亲自撰写《促黄维立即投降书》、《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等劝降文告，平津战役中，平津前线指挥部致函傅作义，劝其自动放下武器。各野战军首长、军政领导和来降国民党方面的将领，纷纷对当面国民党军将领，以书信、广播等形式进行劝降。新华社也以报纸、广播等形式播放这些劝降文告，以扩大影响。这些对于分化、瓦解国民党军都有着很大促进作用。

第二，加紧对国民党军的内部策反，尤其是对非嫡系部队的策反。中共在不少国民党杂牌部队中有着长期的工作基础，经过艰苦工作，争取一些国民党将领在战役的关键时刻，根据解放军的计划，组织成建制部队的战场起义，大大加速了战役的胜利。辽沈战役中，成功组织了第60军军长曾泽生率所部两万六千余人起义，对长春的和平解放起到了决定作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第三绥靖区副司令何基沣、张克侠率第59军两个师和第77军一个半师共两万三千余人在战役最关键时候起义，为解放军迅速切断黄百韬兵团的退路，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为战役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基础。第二阶段，中共地下党员，时任国民党军第85军第110师师长廖运周率该师两个团五千余人，在能发挥最大作用的最有利时机起义，对消灭黄维兵团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利用有利的战争形势，借助强大军事压力，通过和平谈判，迫使国民党军接受和平改编。平津战役中，中共通过多种渠道，采取多种方式，争取傅作义与解放军谈判，最终使北平的二十五万余国民党军出城改编，北平和平解放。接着又造成了绥远的和平解放。“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的出现，对于解决残余的国民党军队，有着深刻的影响，大大加快了战争的进程。

    决战期间，解放军采取“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同时并举”的原则，通过政治争取，使或起义或投诚或接受和平改编的国民党军队，多达四十一万余，相当于决战中消灭的国民党军总数的26.7%。从而大大减少了解放军的伤亡和人民的财产生命损失，加快了战争的进程。

（四）

国民党在政治上的腐败，使其完全失去了民心，农村，广大农民为生存所迫，发起“抗粮、抗租、抗捐、抗税”斗争，许多城市发生了大规模砸粮行抢米风潮，失业、半失业的工人开展反饥饿斗争，学生更是发动大规模的反美、反蒋游行示威运动。即使在统治阶级的内部，非嫡系部队不堪不平等的待遇，在决战战场上不断举行起义、倒戈，而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更是伺机倒蒋，因此在决战中，对于蒋介石集中兵力的命令，或借口拖延，或置之不理，坐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决战中丧失殆尽。甚至一些蒋介石的嫡系将领，被俘之后，迅即发表公开讲话，谴责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正如朱德所说，国统区人民的民主运动、国民党军内部的起义倒戈，与解放军的作战行动，汇成三足鼎立的反蒋战线。